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影响我一生的

作者:亚洲城ca88

我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因为正赶上大变化,旧中国灭亡,新中国成立,对历史、生活有一种特别新鲜的感受。这个感受,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也未必记得住。你不可能像那时那么兴奋、那么单纯、那么激动,不写下来,这段生命就没了,就再也找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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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色眸子,如果把这个诺大的宇宙看成是一个指环,无疑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那块宝石。

我动笔写小说以前,有一个很可笑的故事: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要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我看了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写建筑工地的,完全把我迷住了。我就想一定要上大学学建筑,当建筑师,要到处盖房子、盖楼。但这愿望没实现,才开始写起小说来。

王蒙,1934年10月15日出生,我国当代着名作家。一生读书,笔耕不辍,创作生涯与共和国历史同行,以绚丽多姿的艺术才能记录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与坚韧。今年,81岁的王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作为文化名家,王蒙在每年的全国书博会上,都亲临现场,倡导读书,为推动全民阅读克尽心力。

85岁王蒙:如果把宇宙看成一个指环,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宝石

我当时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在公众认知里,王蒙首先是一位时常露面的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是一位写出了《青春万岁》等小说和诸多趣文的高产作家,概而言之是一位文人。但他同时也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王蒙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露面,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一场演讲比赛,身为初中生的他,以“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为题,声如洪钟,滔滔而论,勇夺北平市中学生讲演比赛初中组第三名——但若以真实发挥论,他本该得第一名。

文 | 陈泽宇

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文艺学习》杂志组织全国性讨论,赞成的、反对的,都有一大片。我那时还不满22岁,觉得一篇小说这么横,一下子就成事了,又有毛主席出来说话。我当时喜欢这个,喜欢成名,喜欢被人注意,喜欢自己的作品能够感动别人,哪怕引起别人的愤怒。

在王蒙晚年写下的不多的忆及童年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反映了他及早在政治意识方面的启蒙。这很正常,王蒙出生于1934年,童年在家国多难的烽火狼烟中度过,和同学一起出阜成门去玩,还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个非常恶劣的记忆连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风采,很早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语境之下,少年心很难不滋生出民族情爱国心,当时的“爱国”,跟“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初中毕业,王蒙决定舍四中而取冀高,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的就以冀高为首。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似乎都关联着他的名字。不论你喜欢与否,王蒙在这个巨变的年代里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论者曾经这样评价作家王蒙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

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好像革命成功,就天下太平了。当时有个说法,叫“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想到会有曲折。1957年“反右”,一些报刊已经很警惕,我自己的情绪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一直到1962年,这段时间我是被完全封杀的。1962年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到了1963年、1964年又被封杀了,一直到“文革”结束,前后两段加在一块是二十多年。没人发表你的作品,报刊不理你,或者不再发表,或者说感谢你寄来的稿件,但是不准备发表了。

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学委中学委的刘枫同志吸收王蒙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接触到革命后“所有的卑微与耻辱,所有的渺小和下贱,一扫而光”的高昂情绪,在这一天达到顶点,“创造新世界”成了他的誓词。

的确,王蒙的创作几乎与新中国同龄——1953年,19岁的小伙子动笔写下了《青春万岁》,从此便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文学旅途:1956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中篇小说《布礼》面世,同年《悠悠寸草心》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80年代初,《蝴蝶》《春之声》《深的湖》《心的光》《夜的眼》等一大批中短篇佳作频发,文坛称之为“王蒙的集束手榴弹”。1987年,《活动变人形》正式出版,主人公倪吾诚至今仍漫步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被后来的写作者学习效仿。198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更是引起轰动,小说以一个家庭中的“膳食改革”作为象征,折射出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人群的不同面孔——至此,王蒙的创作历程已经接近40年,这对于一般作家来说是近乎全部的创作生命,但王蒙不愧是王蒙:1990年出版中篇小说集《球星奇遇记》,1991年出版红学专着《红楼启示录》,从1992到1999年陆续出版《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长篇小说四部曲,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青狐》,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这边风景》,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闷与狂》,2015年凭借《这边风景》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等各种文体的“闲暇”之作。新世纪以来,王蒙在传统文化方面尤其用力,《老子的帮助》《老子十八讲》《庄子的享受》《庄子的快活》《庄子的奔腾》《与庄共舞》《天下归仁》《得人心得天下》《双飞翼》等一系列解读文化经典的作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可谓作赋穷经两不误。如此庞大的创作体量,令不少同代作家汗颜。王蒙自身的经历和他的创作一样非常人可以企及,自我流放新疆边陲长达16年,回京后官至文化部部长,至今已出访近60个国家和地区……他充沛的体能与旺盛的精力哪怕年轻作家也难以望其项背。2019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拜访王蒙时劝他写点文坛回忆录,王蒙说:“我哪有时间,我现在正忙着写爱情小说呢!”果然,前不久他的小说集《生死恋》便和读者们见面了。

1962年、1963年,我还有一点动力写作,再往后,我更多的是想学到一些新东西。1963年年底我到了新疆,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能有一些成就、一些作为,那么在新疆或者将来再回北京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是能写出更好的东西来,能写出——按照当时的观点——为人民所欢迎、所需要的作品来。

王蒙在1949年3月“脱离生产”调到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工作。这一段人生经历铸就了他的“阳光底色”,也将他的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涯勾连在了一起。1954年冬,他写完了《青春万岁》初稿,1956年9月,他发表了改变了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从此之后,文学创作、政治生活与他的生活、他的人生反复勾织、贯连,成就了今日之王蒙。

7月5日,王蒙来到北京SKP RENDEZ-VOUS书店,受邀出席人民文学出版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沙龙”,与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一道,对话《这边风景》的那些年那些事,为该系列沙龙活动启幕。

我知道新疆对我会是很大的考验,包括物质生活,以及可能会有的政治上的压力等;但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渴望有一种新的生活经验:另一个民族,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唱歌和跳舞的方法,另一种建筑。我觉得这些新东西太宝贵了,人活一辈子,就是对新鲜经验的这么一种追求。

要观察和评述王蒙,可以从三个维度结合展开:政治、文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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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一开始,我也有点架不住了,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我并不在“文革”的风暴中心,完全在边缘,因为我在农村劳动,已经不是目标了。“文革”的闹腾强度,新疆比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相对小一点,但闹得也很厉害。很多人都没有联系了,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像老舍自杀,我是很晚才知道的。

实际上,王蒙与文学的结缘,要远早于政治,甚至可以说,王蒙从一出生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活动现场

大概是1978年,《人民文学》杂志社还有一些出版社开始有人给我写信。他们表现得也不是特别热烈,但是至少认为我是可以接触的人了。我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小说,过了大概两个多月,突然寄来一本杂志,小说发表了。当时我正在跟爱人一块包饺子,兴奋得连饺子都顾不得包、顾不得吃了。

1934年10月15日,王蒙在北京出生。彼时父亲王锦第正在北大读书,同室舍友有文学家何其芳与李长之。何其芳当时喜读小仲马的《茶花女》,乃建议王锦第用小说男主人公的名字“阿蒙”为儿子起名,王锦第去阿存蒙,王蒙遂有此名。

《这边风景》:从1973到2013

其实当时我已经放弃了,“文革”开始以后,我就几乎不再想文学的事情了。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得到平反;1979年年初,“反右”得到“改正”。1979年6月,我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童年与青少年时代,王蒙从阅读中获得了大量精神滋养。九岁时,他到“民众教育馆”借阅雨果的《悲惨世界》,这部书令他紧张感动得喘不过气来,对于社会的关注与忧思,“左倾”意识,从那时开始了萌芽。十一二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读华岗着《社会发展史纲》、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如杜民着《论社会主义革命》、黄炎培的《延安归来》与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那是盗来的火种,是真理之树上的禁果,像强风一样吹开了雾霾。北京市团委时期,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列宁在苏联共青团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共青团的任务》大大鼓舞了他的工作热情。他差不多把全部的休息时间用到了阅读和欣赏上。鲁迅使他严峻,巴金使他燃烧,托尔斯泰使他赞美,巴尔扎克使他警悚,雨果使他震撼,契诃夫使他温柔忧郁,法捷耶夫使他敬仰感叹……这一切催生出要写出一部小说的念头。一年的努力,《青春万岁》完成,让他迅速品尝到梦想成真的滋味。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茅盾文学奖遂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奖项,自1982年起,基本为4年一届。获奖作品反映了1977年以后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就,在卷帙浩繁的当代长篇小说文库中遴选出翘楚之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持续的影响。

不相信什么,也就是另一面的相信什么。

应命改稿期间,他又写下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稿子在9月号的《人民文学》上登了出来,名字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迅速引起爆炸性反应。与此同时,《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2月,风云突变,《文汇报》突然发表李希凡的长文,对《组》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政治上上纲,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可供参照的背景是,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1月,《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举办了一次关于《组》的座谈会,会前每人发到一份参考资料:刚从印刷厂取来的王实味的散文《野百合花》。此文1942年被判定为反革命毒草,作者因而丧命。

1963年,29岁的王蒙离开北京抵达新疆。从29岁到45岁,王蒙一生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在新疆大地上度过,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也创作于此期间。回想起这部小说创作的过程,王蒙很有感触。他从1973年开始陆陆续续地写《这边风景》的一些片断,到1974年正式开始写起来,写作的时间正是“文革”期间。王蒙说,“‘文革’中写《这边风景》的时候,当然也得写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但到了1978年下半年,那些人物也不怎么合乎时宜,所以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我回到北京前三门,住房的门框上面有一个顶柜,稿子就放在那里了。”

担任公职之后,你所面对的就是共产党这样一个执政党,面对的是国务院这样一个政府机构。何况你又早就是它的党员,所以,你有你自己的任务。这个天然属性,矛盾也很多,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别人有时候很难判断你的选择。

全国展开的针对《组》的热烈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多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表达了对王蒙的肯定之意。于是,“如此这般,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这一放就是三十余年,直至2012年《这边风景》手稿才被意外地重新发现,并于2013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以我来说,11岁和北平地下党组织建立固定的关系,14岁就成了党员。1949年,我还没满15岁,就成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远在我成为写作人之前,就已经投入这样一个政治生活、革命生活。所以我和因为担任了某某官职就不再写作的人,情况是不一样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5月15日,毛泽东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据说,对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打招呼,给他们先看这篇文章。有一天,王蒙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接他去机关看一个文件。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不去了。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改为不再保护了,如同当年许多人一样,王蒙命运的一大拐点就这样出现了。

小说写完了却没有发表,在王蒙的人生中并非第一次。早在上世纪50年代,《青春万岁》就遭遇过无法出版的命运。1957年,《青春万岁》曾有部分章节在《文汇报》连载,同时个别章节也曾在《北京日报》发表,但《青春万岁》单行本的出版落了空。直至文革结束,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作家、编辑家韦君宜同王蒙见面时,请王蒙将《青春万岁》中的个别内容进行删减,小说才得以在次年出版。

中国的变化非常快,北京人有一个半开玩笑的说法,叫赶上什么算什么。你赶上革命的凯歌行进,新中国的建立,到处红旗飘,到处打着腰鼓,这是一个劲头;赶上政治运动,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处又打仗、又辩论,这又是赶上了;你赶上思想解放,发表各种意见,这也是赶上了。所以每个人生活的经验,历史上的定位,差别非常大。

在那个年代,用他自己的话讲,北京团市委抓出一个“右派”比发现一个苍蝇还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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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北岛说“我不相信”,可以说反映了“文革”后期那一批青年作家中不少人的心绪。而我们这一代人,所谓50年代的作家,一个大特点就是相信。就是相信革命的许诺,相信历史的前进,相信新中国的这些目标都能够达到。这样一种相信,我有时称之为“光明的底色”,可以看得出来对我这一生都有影响。比如说我到了新疆,仍然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并不是就此悲观失望,甚至于痛不欲生,或者颓废堕落。

王蒙要不要划“右派”的问题曾一度挂起。在团组织相对文明的启发帮助下,王蒙“全面合作”,交待了思想深处的一些问题,比如海德公园式的民主也不赖。最后,1958年5月,周扬拍板:划。王蒙被开除党籍,8月下放去京郊劳动。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系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短暂经历了“回到人民队伍”之后,1962年9月,王蒙以“摘帽‘右派’,就是‘右派’”的身份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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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渐紧。1963年12月下旬,新年前夕,王蒙与妻子崔瑞芳破釜沉舟,卖掉了无法携带的家具,带着一个3岁一个5岁的孩子,出发赴新疆。一待就是16年。

《这边风景》,王蒙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政治可以不搞,小说可以不写,但生活总要继续。生活的阔大包容与厚重坚实,可以承载苦难,消弭狭促,开阔人的胸怀,生活的闲适美好与温容沉静,又可以融化悲伤,予人温暖,催生希望。生活不是简单的过日子,而是天宽地阔的世间大美与人心的互证。王蒙说:“我热爱生活,我享受生活,这是无法改变的。”下放劳动时,他“第一次走在大山大河之旁,看到了筑路大队与采石队的劳动,感到的是空前的粗犷与充实”。回城当教师后,他购买了最畅销的《世界名歌二百首》,他拼命带孩子们去颐和园、香山、西山八大处和北海公园。音乐和风景帮助他心情解脱,度过了那个禁忌多端,精神生活也陷于饥饿的年代。在新疆时,出于“深入”的火热心愿,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强烈追求,出于自幼爱学习爱读书的基因,也是由于填补空白的需要,除了劳动、顾家,他的全部脑力都用到了学习维吾尔语上,做到了发烧学语言,走火入魔,乐以忘忧。维吾尔人天性里的“塔玛霞儿”(一种自然而然的怡乐心情和生活态度,一种游戏精神)精神,深深感染到他。

《这边风景》写作地点在新疆,写得也是新疆的故事。“为什么自我放逐到新疆?”王蒙说,“文革”前夕,北京的政治空气严峻,让他“越来越找不着感觉”。革命的道路要往哪里去?王蒙不知道。“我觉得在北京待下去不妙,也无法写作。”王蒙回忆,当时有三个去处可去,甘肃、江西和新疆,最终他选择了新疆。“后来我才知道,我暗合了中国文化的一个讲究,那就是明末戏剧家李渔说的,‘大乱避于乡,小乱避于城’。所以我去了新疆,我在农村生活,非常安全。”

“文革”烈焰燃遍天的时代,王蒙身处的伊利虽也有武斗,有“血战红师”的旗帜中弹燃烧,有抱着棉被过街中流弹而亡的年轻教师,但总体上仍是“另一个世界”。王蒙旁观着“谬误有可能比真理更五光十色,更咄咄逼人”,侥幸于“灾难被引上了小路”,谨慎于“或有忧思未敢言”,烧掉了家中所有带字迹的纸,包括当年写给妻子的美丽的情书。他抛掉文学,忘掉文学。妻子劝他读读书,写写,他却真诚地向她说明,自己已经不会写不宜写也压根不想写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满对他说,一个国家,国王,大臣和诗人,这三者是永远不可缺少的。老王早晚要回到诗人的岗位上。他只能苦笑而已。他爱上了游泳,年届不惑,从离水面5米以上的悬崖一跃而下,呯,大功告成,安然无恙。

倘若没有这样曲折回环的人生经历,王蒙也不可能写出新疆大地的一片风景。在疆16年,王蒙不仅留下了《这边风景》这部近70万字的鸿篇巨着,更和新疆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垮台。他热泪盈眶,做诗填词,见人就喜,逢人便说: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听着阔别十年以后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悲从中来。听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痛哭失声。他意识到自己“仍然心系中国,心系世界,心系社会,关切着祝祷着期待着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王蒙重新拿起笔,试探地写了一篇小文《诗·理化》,歌颂高考的恢复,文章于1977年12月在《新疆文学》上发表——此时距他21岁半写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23年矣。

兄弟般的血肉情谊

1977年冬,《人民文学》发表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它对于“文革”造成的心灵创伤的描写使王蒙激动也使他迷惘,他的心脏加快了跳动的节奏,眼圈湿润了: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紧随其后,白桦、从维熙、邵燕祥、刘宾雁、陆文夫、刘绍棠、邓友梅……全——活——了!是的,“活”了。王蒙说,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1934年到1978年,享年44岁。现在,1978年,开始重生。

“有一点不能不指出,在当代作家当中,书写汉族和维吾尔族、和新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王蒙老师首屈一指。”胡平高度评价王蒙在维系汉、维民族亲善关系中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他看来,王蒙的贡献不仅在文学方面,其人本身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是一种“兄弟般的血肉情谊”。

1979年6月14日,王蒙与妻子双双回京。王蒙入北京市文联,成了“专业作家”,陆续写出《布礼》《蝴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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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0月30日,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坐着轮椅,扶着双拐,被人搀扶,口齿不清,惊魂乍定的老文艺家登台发言,泣不成声。中青年作家激动兴奋,眉飞色舞。王蒙的发言是低调的,讲话角度是极“左”的一套离间了作家与党。此言立刻有了反响,一些人说,他太“左”了,他已经被招安,站到官方那边了。另一些人说,他其实右,而且更危险。从此,王蒙“成了一个桩子,力图越过的各面的人,简单而又片面的人都觉得我脱离了他们,妨碍了他们,变成了他们的前进脚步的羁绊,而且是维护了效劳了投奔了对方。有时候我会左右逢源,这是真的。更多时候我会遭到左右夹击,这尤其是真的”。

评论家胡平

四次文代会与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后,王蒙先是任《人民文学》杂志编委,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这段时间是他文学创作的“井喷”期。继其小说由于内容在1950年代引发了争议之后,一系列实验小说又在1980年代因形式引起争议。

有一次,胡平随王蒙一同前往伊犁,参加一个文学作品的研讨,“在大凉棚似的场地里,那些维吾尔族兄弟接待王蒙老师,王蒙老师戴着维吾尔族的帽子,那些水果、点心都来不及吃,可见他们对王老师的感情真不是一般的。”胡平回忆王蒙参加一对维吾尔族年轻人婚礼的情景,“他们的婚礼不光在家里办,不光在院子里办,还在街上走。街上全是人,王老师就在队伍当中,穿着维吾尔族的服装,一边走一边跳,整个队伍都是一边走一边跳。”对于这种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胡平说自己当时有想流泪的感觉。

但第二次的人生“你会精明一点点,你会老练一点点,你会谨慎许多”,此时的王蒙,不投靠,不拉拢,不与人搞口舌之争,他写得这样多这样快,让一些评论家追都追不上。

王蒙与维族兄弟之间的手足情谊绝非夸张,《这边风景》里处处可见的细致入微的维族生活场景皆说明了作者的用情之深。王蒙说,自己有一件顶得意的事,就是到新疆后很快就学会了维吾尔语,而且讲得很好。王蒙笑谈,自认为自己的维吾尔语比真正的维吾尔人讲得还好,

文坛依旧水深,当时北京文联诸公对浩然的事意见不一。几位老作家对别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一花独秀,尤其是浩然当“文革”头目时的一次红卫兵批斗大会耿耿于怀。“归来”的作家则都对浩然抱着善意:我等已经受够了,不想看另一个作家品尝被封杀冻结的滋味。

“到新疆后天天读、天天背,有一天房东过来敲窗户,问你有收音机吗?他说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我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政治与文学一直是蜜月般的关系。政治给文学以强烈的关注、影响与指挥——包括必要的整肃。政治云波诡谲的设计,常常会使裹挟其中的个体命运无常甚至荒诞。王蒙记述过“反右”时期一次去团中央礼堂参加对作家刘绍棠的批判会:“刚坐下,有人在背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刘绍棠,我不禁魂飞天外。会上另一位青年作家,熟人邓友梅发言精彩,对刘的批判文情并茂,揭了刘也检讨了自己,还告诫了从维熙,语重心长。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的掌声。主持会议的老革命、老诗人公木做手势制止了鼓掌,说是不要鼓掌了,邓友梅业经所属单位研究,乃是‘右派分子’。大家目瞪口呆。”过了不久,公木也划成了“右派分子”。1981年或1982年,在一次小说评奖的发奖大会上,周扬说,有的人理解的干预生活其实就是干预政治,“你不断地去干预政治,那么政治也就要干预你,你干预他他可以不理,他干预你一下你就会受不了”。

王蒙谈到,维吾尔族特别讲究语言与辞令,因为伊斯兰教非常看重甚至崇拜语言,只有语言能够和他们心目中的超凡的力量、神奇的力量有所交通。

1982年6月19-25日,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闭幕当天的晚上,胡乔木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发表了题为《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从改正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词的误译、重译为“出版物”入手,全面阐述了党中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文艺方针上所作的调整,即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改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胡的讲话收到了《三中全会以来文件汇编》中,是正式的文件。

在王蒙看来,尊重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首先要从细处理解对方。比如说,缝一个扣子,汉族人和维吾尔人拿针的方式是相反的,我们会觉得危险,但维吾尔人缝扣子就这么缝,他们觉得很安全。“这就是习惯不一样。所以我写起维吾尔人来特别有兴趣,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说话方式——《这边风景》里面所有的对话都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然后把它翻译成汉语。”王蒙举例,维吾尔语的“办法”是“阿马”,没办法是“阿马康且”,“康且”是说买东西的时候问多少钱,“那意思是,你能找出多少办法来呢?所以小说里面都是问‘几多办法’,而绝不会问‘有什么办法’”。

在此前后,《苦恋》事件爆发,结果是有僵持也有平衡,批了白桦,讲了半天分寸,白桦作了不失尊严的检讨,黄钢主编的《时代的报告》的编辑部改变了组成人员,领导上一再保证,不因为作品而整人等等。在王蒙的观察里是这样记述的:“大体上说,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文艺生活中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

小说人话小说与时代之关系

作为作家的王蒙此后也是“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或者是戏剧性的大事”,即使在猛批现代派的风浪中,他也矗立不倒。1984年,经历了带子求医的艰难过程,王蒙终于从“文革”结束、世道大变的激动中渐渐冷静了下来。“我不能老是靠历史大兴奋度日”,“历史大兴奋”是指他以前的作品总是紧扣社会热点时代脉搏,《青春万岁》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是,《火之歌》是,《敬礼,合金钢》也是……他开始酝酿和创作“真正的刻骨铭心”的作品,《活动变人形》动笔。这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国庆阅兵中,北大学子自发打出了标语“小平你好”。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从与政治的紧密关联中逐步还原的时期,在此之前,用王蒙的话说,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与伟大的国家、伟大的生活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写小说的是人,看小说的也是人。王蒙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也是一个看小说的人,简称“小说人”。在2013年修改《这边风景》手稿时,王蒙在每一章节的末尾都加上了一段独具匠心的“小说人语”。或谈新疆人情世故,或以当下视角回顾历史,把过去和现在进行联系。

但他的政治生涯却开始了巨大的起落。1982年秋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王蒙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8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87年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至1992年届满,前后十年。其中,从1986年4月初,到1989年9月初,他担任文化部部长三年零五个月。尽管上任之初他就有过“只干三年”的请求,但以带病休养远离北京度过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的迅速卸任,仍然显得有些突然。很多人评价他任部长期间“无为”,他这样总结自己的部长生涯:“我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努力起一些健康的作用。”他这样总结自己的十年中央委员生涯:“我同样努力地而不是敷衍地,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做着给我分配的工作,任何事情,任何场合,我希望我要求自己起的是好作用,健康的作用,团结的作用。”

“其实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我们看《史记》中有‘太史公曰’,司马迁用几句话进行总结恰到好处。《聊斋》专门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所以在文末也有‘异史氏曰’。”

1990年后,王蒙研究考证《红楼梦》,沉溺于义山词,写自传,参读《老子》与《庄子》,但也仍然写作《季节》与《中国天机》,把亲见亲闻亲历的新中国史记录下来,把他见识过体会过的政治的,尤其是中国政治的天机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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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有人文精神大讨论,有“二王之争”,他的政治思维偶有闪现,但那些讨论最终只停留在文艺理论层面。

作家王蒙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政治更像是他的信仰,是他的脑,文学是他的技能和工具,像是他的手,生活则是他的腿,是他进退的支撑。

王蒙说,《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便是试着用今天的眼光谈谈过去的事,包括人民公社与“文革”时期的事。在王蒙看来,我们对“文革”是否定的,但是不能说“文革”当中所有的事都是坏事。“世界上有些事情,别跟它较劲,作家就是作家,作家忠于的是生活,忠于的是人的善良、人的美好。任何政治气候、政治运动、政治口号下边都有好人,都有可爱的人。”

他离政治很近过,也曾被驱离,后来他有了极好的分寸感,“注意自己应该做什么,更注意自己做不成什么,尤其是根本不可能改变什么”。他警惕于“极左”,同样警惕于“极右”,把尺度控制在“多了一厘米”,提倡并示范宽容、和煦、建设性的政治文化。他始终认为政治仍然是伟大的事业,说话做事总有一根政治的弦,神圣的使命感也从未离身。他的生命向度和生命境界是宽阔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我的事太多,面太宽,侧面太多。”他爱读书,爱写作,爱听音乐,爱游泳,爱玩保龄球、乒乓球、克朗棋,学英语、学维语、学用计算机、学发微信,出入美利坚德意志港澳台。他笔耕不辍,新作不断。他经历了伟大也咀嚼了渺小,欣逢盛世的欢歌也体会了乱世的杂嚣,见识了中国的翻天覆地,也惊愕于事情的跌跌撞撞,见过上层的讨论斟酌,也见过底层的昏天黑地与自得其乐,还有世界的风云激荡。他又不仅仅是参与者,从来没有停止过观察、欣赏、思考与反省,他用笔记录、思考和表达。进入新世纪以来,多所高等学校都聘请他担任了教授,他还担任了国家图书馆顾问、上海东方讲坛顾问。作学术讲演逐渐成为他的生活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积极推动全民阅读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他在多个场域中努力进行了自我构造,体现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历史上对文学各种不同的说法非常多,古代也是一样。古代连《红楼梦》都是不能上台面的,四大名着都是不能上台面的。”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王蒙发现,中国文学自孔子时代就特别注重教化,提倡诗的现实作用,所谓“兴观群怨”,对文学进行了很多限制。但环境绝非是不可跨越的因素,一味抱怨环境对写作无益。

他追求一种坦诚、自信、明朗的活法,积极而且正面,对自己也对环境常常充满信心,期盼永远与智慧和光明为伍,永远与愚昧和阴暗脱离。他对生活的热情一直饱有到晚年,他在院里种柿子,发现最好的柿子是高高在上,够也够不着的。他把这个令人心痒与痛惜的经验,写到作品里,引得铁凝评价说,王蒙对于什么都感兴趣,王得算是个高龄少男。虽然宣称“明年我将衰老”,但看上去这位传奇的独特的老人,并不准备真的衰老,他仍然在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万岁。

“凡是认为自己写得不好,是由于环境造成的,这样的人,您把他送到瑞士去,在日内瓦湖边给他租一个别墅,让他住在那儿写。我跟各位保证,他更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说来说去,一个作家总得往好里写。”

林斤澜曾说,“我们这些人如吃鱼肴,只有头尾,却丢失了肉厚的中段。”意指20世纪50年代初斩露头角的一代作家,才露头角便了无生息,后在80年代“归来”,中间的近二十年则销声匿迹,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但在王蒙看来,自己曾写作了《这边风景》,拥有过“真实的、激动人心的青年和壮年”,这本书是他难能可贵的记忆,是他人生“清蒸鱼的中段”。

在活动最后,王蒙用维吾尔语朗诵了他喜爱的诗歌,出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我们是世界的希望和果实,

我们是智慧的眼睛的黑色眸子,

如果把这个诺大的宇宙看成是一个指环,

无疑我们就是镶在上面的那块宝石。

读完之后,王蒙说,“这个诗真是太牛了。”

图片 | 人民文学出版社

编辑 | 王雅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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